这部作品浑然天成，气象高远，有鹤立之势。作品写抗战时期，北京城里皮影戏班子的父女，前清八旗的落魄子弟，富有但爱国的姥爷一家，从三个家族的命运，透视沦陷区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情感和遭遇，展示了那一特殊年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八旗后代图将军。他是一个混混，是败家子，什么生计都不会，但也是一个高水平玩家。孩子们喜欢的他都会，且玩得极精。他卖光了家产，不得不去拉车，但他身上的义气、侠气、爱国精神，在那个灰暗的时期，显得特别感人。他最后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死得很偶然，也极不明智，但将其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立得起来的“典型”。当下创作中如此丰满的典型人物已不多见。小说充满了“京味儿”，与老舍同类作品相比，滋味时有过之。作品以儿童视角展开，姥爷家的“我”与戏班出身的秀儿，都童心满满，因他们和图将军的交往，使作品妙趣横生，使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感的题材成了真正的儿童文学。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重复雷同、公式化概念化、思想大于形象等毛病，在本书作者笔下已荡然无存。 作家创作谈：我先是写一个2万字左右的小中篇，命名为《将军胡同纪事》，也正是这个小中篇给了我信心，我一路写了下来。创作有历史和城市背景的小说很辛苦，我指的不仅仅是创作过程，而是指对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的把握。小说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必须真实。而这些细节又必须从历史档案中、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选遍中和对“老北京”的采访中得到。查阅历史档案和文史资料在如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并不是难题，但是那些经历过那个特定时代的“老北京”却越来越少了。我在小说里，针对儿童文学的特点，特意选用了代表老北京玩文化的一些东西。比如斗蛐蛐，现在的孩子基本不玩这种游戏了，但是我小时候，北京的孩子们都玩，成人也玩，而现在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才玩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只要发现岁数在50岁以上的城里口音的司机，便会问他们斗蛐蛐的事情。 有一次一个司机把我当成了知音，兴奋地说：“当年我家赵子玉的罐有一堆呢。”赵子玉是清代制罐大师。如今这样的蛐蛐罐都是文物。再比如我写蝈蝈这个细节，我认识一位“老北京”，也是出租司机，今年已经60岁了，每次我去机场，他来我家接我，我问他第一句话就是：“大山青呢。”如果是冬天，他就会指指自己怀里说，“刚才还叫呢，欢着呢。”于是这一路上，我俩听着大山青的叫声，谁都不敢说话，那种虔诚，就像在听一位古琴大师的演奏。 还有一次元宵节后，我出差，他来接我，我还没张嘴问，他的眼圈就红，“俩铁蝈蝈，不知怎么的，从葫芦里跳出来，怎么也找不着了，昨儿晚上我打手电钻到床底下才发现，都殁了。”于是我就赶紧劝他，“能过元宵节，高寿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些鲜活的人和他们的语言，却越来越少了。回到查阅历史文献这个话题，我在阅读《北京通史》第九卷的时候，后背一直在发凉。这个感受我和很多作家都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当年北平的经济数据统计，竟然很多出自日本方面。我们中国人编的地方史，竟然大量使用日本人的统计，这一点让我大为震惊。棉花和土布在战争期间都是战略资源，而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统计，竟出自我们的对手。还有一段历史更让我震惊：我在小说中描写了1943年秋天流行于北京的那场霍乱。而这场霍乱的根源就是被日军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战役。1943年日军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经过3期“讨伐”和秋季大“扫荡”作战，日军制造的霍乱病菌在鲁西北和冀南部分县普遍蔓延，大量的中国人死亡。据日本细菌战战犯交代，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县就死亡20万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4页）。此次细菌战也同样影响到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一真相直到1954和1955年，才由被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北细菌战的日军上层分子和具体实施者陆续交代，从而使我国查清了这一惨案的真相。也就是说我们在事隔11年之后，才知道日军是用什么武器来打我们的！我们必须反思！不仅要反思我们民族和国家，还要反思我们个人，因为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而思想上的落后才是最大的落后。这才是我在这部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由于历史细节太多，以至于后来我的责任编辑王苗花了大量时间和我再次一一核对这些细节。最后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展现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小部分，如果读者能够在读过之后，喜爱上北京和北京文化，我会无比高兴。（史雷）（责任编辑 周静）